上海博物館將展明代吳門手札

[ 發布時間:2017-07-31 12:50:39 | 作者: | 來源:雅昌藝術網? ]

《致妻札》

　　上海博物館收藏有大量明代名人信札，尤其是明代吳門地區書畫家的信札，不僅數量眾多，而且異常精美。

　　上海博物館即將在8月3日舉辦的“遺我雙鯉魚——上博藏明代吳門書畫家手札精品展”，就將焦點積聚于這個文人暢游往來、自由疏放的時代。展覽將遴選出館藏明代吳門著名書畫家手札精品近五十通，其中許多是首次面世，既富有史料價值，又是精彩的書法作品，以期能夠更全面地還原當時吳門書畫家的生活與藝術。

　　此次特展主要分為“現實生活”與“藝術世界”兩部分，從書畫家們的手札中，看到他們與各色人等的往來，周旋在種種事務之間。過著與普通人一樣的生活，一樣冗煩，一樣艱辛;同時，進入藝術家們為自己營造的一個精神上的桃花源。

　　以史料價值而論，這些信札的內容上至朝政民生，下至家事兒女，或文章酬唱，或藝苑交游，幾乎無所不包。

　　明代文徵明這位后人印象中的“四絕”全才，在《致妻札》中就不斷對著妻子絮絮叨叨著族中不知何人的出殯事宜：棺槨有沒有砌好，銀兩夠不夠用，不要與大哥計較。凡此細瑣小事，讓他的形象頓時生動;

　　至于在各種民間傳說中為人熟知的“風流才子”唐伯虎，曾因弘治十二年科舉案，被牽連入獄。成化八年的狀元郎吳寬對遭人毀謗的唐寅心懷惜才之心，便致信當時的浙江布政司左參政歐信，懇請他照顧一二。從《吳寬致歐信札》，既可見到當時這段公案的片段，也能感受到吳寬此人的寬厚仁心;

　　而在《文彭致錢榖札》中，文彭因下雨閑來無事，便以新茶邀錢榖前來小坐共賞冊頁，盡顯文人間的清新小趣味;

《沈周致祝允明札》

　　再看《沈周致祝允明札》中，明四家中的“老大哥”沈周對小輩祝允明的新作贊不絕口，直言可超過唐代的白居易和元稹。不過盛贊之余，提到酬勞卻是不甚爽快，“纏頭之贈恐是虛語”，饒是沈周也只能報以“呵呵”一笑。

　　自號林屋山人的蔡羽在家中養蓮臺芍藥花，有一天開了五朵，都是層層疊疊的淺紅顏色，十分明艷動人。原本院子里長得茂盛的如今卻只開了兩朵紫色的小重瓣。他寫信給王守王寵弟兄倆出了個“命題作文”，請他倆照此景賦詩，并相約第二天見面互相酬唱。

　　可以說，這些手札的內容，是對當時書畫家的生平、經歷、交游、藝術思想、審美情趣，乃至整個時代的文人生活與藝壇風尚的最直接、最鮮活的反映。

　　據悉，“遺我雙鯉魚—上海博物館藏明代吳門書畫家手札精品展”將于2017年8月3日—10月22日在上海博物館四樓三號展廳舉行。

　　延伸閱讀：

　　漢樂府中有一首膾炙人口的《飲馬長城窟行》，由河畔的青青草色起興，以日常的勸言餐食收筆，在那個征戍遠行之風盛行的年代，寫出了一位妻子思念丈夫的浪漫情誼。

　　《飲馬長城窟行》：

　　青青河畔草，綿綿思遠道。

　　遠道不可思，宿昔夢見之。

　　夢見在我傍，忽覺在他鄉。

　　他鄉各異縣，展轉不相見。

　　枯桑知天風，海水知天寒。

　　入門各自媚，誰肯相為言!

　　客從遠方來，遺我雙鯉魚。

　　呼兒烹鯉魚，中有尺素書。

　　長跪讀素書，書中竟何如?

　　上言加餐食，下言長相憶。

　　其中有兩句“客從遠方來，遺(wei，第四聲，表示贈與)我雙鯉魚”就是著名的“魚傳尺素”。樂府詩有種獨特的素樸風調，言辭浪漫卻非常寫實。“雙鯉魚”當然并不是兩條真的活魚，而是古代裝書信的木函套常被雕刻成鯉魚的樣子，一底一蓋，打開即成雙鯉魚，因而得名。自然，“烹鯉魚”也并非剖腹刮鱗那般煞風景，只是打開函套，取出書信的意思。

　　錦鯉之外，在中國古代，書信還有很多代稱：

　　雁書

　　常言所謂的“鴻雁傳書”現在多指書信往來，但其最初的意思是一個外交上的計謀?！稘h書·李廣蘇建傳附蘇武傳》中記載，蘇武出使被扣留十數年之后，漢昭帝要求放歸蘇武等使者，而匈奴謊稱他們已死。后來隨同蘇武被扣留的屬官?；輰C會見到漢朝使者，教他對單于說：“天子在上林苑中射獵，射到一只大雁，腳上系著帛書，上面說蘇武等人在北海?！睗h使依言責備單于，單于既驚且歉，于是釋放蘇武歸漢。

　　青鳥、黃耳

　　這兩個詞則分別出自中國古代的神話故事和民間傳說。青鳥為西王母取食傳信的使者，“黃耳”則是晉人陸機豢養的靈犬，被用于在京城和家鄉間傳遞家信。

　　朵云

　　南方最為知名的藝術品拍賣公司“朵云軒”，原為箋扇店，其中的“朵云”二字，其實就是對書信的敬稱。唐代郇國公韋陟，為人風雅，用五彩的信箋寫信，內容是侍妾按照他的意思所寫，自己只是在后面署名，把“陟”字寫得像五朵云彩的樣子，一時風靡，號稱為“郇公五云體”，后來就以“朵云”指稱書信。

《平復帖》

　　書信的雅稱自漢代才有，但書信的歷史卻悠遠綿長。

　　中國最古老的文字形式——甲骨文中就有發現書信的雛形，是從邊境傳到首都安陽的“邊報”。周代出現了日趨完備的“傳遽”制度，信件經驛站一程一程的傳送。從春秋戰國到秦漢時期，所謂的“書”，一般都是關于國家大事的公文，當時定下的制度，向君主進呈書面意見，為“上書”，也即奏章;君主下達命令，為“賜書”，也即詔策。

　　已知最早的家書是1975年在湖北省云夢縣睡虎地4號墓中發現的戰國時期的兩件木牘。兩封信來自名叫“黑夫”和“驚”的兩兄弟，信中向另一個兄弟“中”問好，請他代向母親問安，并向家中索要一些錢物。前一陣子大火的《見字如面》節目，就是以這封信作為第一件朗讀材料的。

　　一時之書信有一時之風采。魏晉名士們，除了談學議政，亦以書信述胸懷、敘離情、參玄幽、記遠游;唐宋兩代崇尚古文，文章的風格以厚重平易為尚，名家的尺牘也是如此，多有以書信形式寫就的名篇;明清兩代遺留下來書札繁盛，許多文集里都專門有“尺牘”這一類，不少書畫名家、文人墨客都有墨跡流傳。而這一時期，對前人書牘的收藏、整理，甚至印行也蔚然成風。

　　以藝術價值而論，早期的書法史幾乎都是以書信寫就，西晉陸機的《平復帖》是中國最早的法帖墨跡，被稱為『法帖之祖』，它亦是陸機寫給朋友的一封信;而王羲之、獻之父子留下的書跡，不論是墨跡還是刻帖，幾乎都是信手所寫的書札。信札隨意寫就，是作者在最自然的狀態下的作品，體現了作者最原始而不假修飾的書寫習慣與書法面貌，能使人們從另一個側面了解這些書畫家的藝術風格。它們短小而精美，猶如吉光片羽，是中國書法史長河源頭最美妙珍貴的曦光。